《朵云封事》是一本由[加]李在中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506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朵云封事》读后感(一)：往事如风，却能够永不消散
曾经看过 《李霖灿读画四十年》一书，也因此“认识”了作者李霖灿先生。李霖灿先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拥有数十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资历，对美术颇有研究，也曾在台北各大学讲授美术史。所以再来看《朵云封事》这本书的时候，就禁不住有一种亲近之感，感觉距离因为特定历史情形下那些国宝级文物的颠沛流离之旅又近了一步。历史形势与时势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文物保护者却自有自己的职责所系。目标是明确的，所以，无论身在何方，无论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他们都会把保护好文物、开展好研究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这样的一种情怀，在《朵云封事》诸篇之中也比比皆是。
《朵云封事》是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的一本文集，主要是对父辈往事的回忆文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李霖灿及博物馆旧人的追述，包括在和迁台后的生活、学术情况；二是对博物馆从筹建、避难、还都、迁台、并入台北故宫经过的梳理；三是围绕台北故宫的一些人事、旧事的回忆和文物保护、考古研究的一些记录。至于各篇的内容，李在中在《朵云封事》的“前言”中已有大致介绍，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在中对《朵云封事》这本书的态度——他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科学思想里面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这句话用来评价整个《朵云封事》中所涉及到的那些文物保护者，也是非常适合的。他们中的大分人，一心想到的只有文物保护和研究，这既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赖以吃饭的凭借。知天命，尽人事，这就足够了。要想苛求每个人都成为“完人”，先想想自己做到了多少，自己做得到底怎么样！
所谓“朵云”，这一说法来自于唐朝能臣韦陟。因为韦陟在信函最后的署名颇为花式，写得像几朵云彩，于是“朵云”就演绎成为信纸的雅称。所谓“封事”，本意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的意思。所以，“朵云封事”也就可以理解为装在信封里的信件，而且一定是颇为珍贵的那一种。纵观《朵云封事》中的三十篇文章，按照李在中的说法，虽然不是“一以贯之”，而是像秋天五彩缤纷的落叶，虽然丰富却也驳杂；但在内容上却足以惊艳，写出了很多老文物工作者对待研究、对待学术、对待文物的那一种忘我的态度。写的是“中博”和与“中博”有关的事情，但意义却不仅仅限于此，而是可以推而广之，作更大范围和层次上的理解。当然，从其中的《内战与逃难》《来台初期》诸篇中也可以看出，李在中对分裂、文物遭受无妄之灾的一种惋惜态度。他称之为“时代的大悲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惟有和平才是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的幸事，惟有统一才可以让几十年离散不得见的国宝文物得以相见，并成为全体人的幸事以及珍贵无比的回忆。
从《朵云封事》的字里行间，也可见李在中先生对如今台湾民进推行“去化”的那种痛恨、愤怒。他的父辈们为文物保护沤心沥血，誓以“学术报国”；而如今却有那么一些人，不以崇洋媚外为耻，反而恨不得抹去所有能抹去的印记，甘于成为和历史的罪人，何其不幸哉！期待“这一页”尽快翻篇，让与历史的罪人永远为世人、后人所警。
《朵云封事》读后感(二)：战乱时期的考古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2018年9月28日 作者夏安
数天前，巴西博物馆被一把火烧得精光，文物全毁灭消失，许多份历史被从记忆中抹掉，失去了最宝贵的能够证明存在的证据。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未到，文物先行。许多珍贵文物同考古学者们一同去了祖国的西南边陲。在那段战乱的年代，他们没有一天停止保护、研究与考察，不断有重大突破性的发现。在李庄，李济先生在向大家解释“全面抗战”时说，学人要以身作则，怀抱学术报国，毫无保留地贡献一己之力把事情做好，“‘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学术抵得过敌人吗？”抗战时期的考古故事，李在中将他所知到的事都写在了《朵云封事》一书中。
什么是朵云？这个讲法来自唐朝的能臣韦，他在信函的最后署名也就是今天的花式签名，写得像几朵云彩，非常好看，后来朵云就成了信纸的雅称。而封事就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之意。美丽的云朵，密封着什么样的往事？李在中正是通过回溯战乱年代相关的人与事，描绘了蔡元培、傅斯年、李济、曾昭燏、潘天寿等一代知识分子学术救国、文化图存的爱国群像。他们希望通过整理文物、研究历史，来凝聚文化向心力，树立自信心，他们开创了综合性集科研与教育于一身的博物馆的先河。
从某种程度上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加速了新学术之路的步伐。在一次北平名流的聚会里，傅斯年先生对大家讲，书生何以报国？这个问题真正的意思是，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关键时刻要觉醒和反：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
从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这些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共进行了十五次殷墟挖掘，在著名的127灰坑中出土了一万七千余片甲骨，装甲骨的箱子重达三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这批箱子太重，在搬运中压伤了两位工人，忙中出错，箱子运到南京时，大家才发现竟然放倒了：原来地表上层压在了箱底，最深层的反倒后来居上，成了“上下颠倒、本末倒置”。因为有工人受伤，其他工人就不愿意再大费周章将它们颠倒过来，所以后来整理研究时，其实“上层”才是“底层”。
在书中收录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云南大理苍洱考古团队留存的照片中，我们还得以一窥最早的女子考古的阵容，照片中的学者们以曾昭燏先生为首，大分都是女性。而且许多人想不到，这些学者大多是理科生。这支战时考古队伍中是清一色海归青年，除了张道藩先生学的是美学，其他人有学物理的、学地质的，还有学生物的，正是这一批人一步一步实现了书生报国的理想。
抗战期间，许多考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李庄完成的，《朵云封事》里面有几章都讲到了李庄。李在中根据其父亲李霖灿先生的日记、书信、绘画，重新走过父亲当年走过的路，又走访了他父亲的老朋友，以及一些当年生活在李庄的中博和故博子弟，以此来完成《朵云封事》这本书，因此他的记述给我们了解李庄提供了很多真切的口述资料，也让抗战烽火下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鲜活起来。
此外，李在中的写作把“实境研究”和“史景感怀”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如何书写历史很有启发。《朵云封事》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考古文博事业的创建、对我们理解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朵云封事》一书中所写的一古学人为近代科学考古文博事业、社会学研究、艺术研究体系的发展，贡献良多，也为日后的人文艺术学术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朵云封事》读后感(三)：“博物院”老一代学者的治学雅趣
《朵云封事》是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的一本回忆博物院前尘往事的文集，主要讲述了李霖灿那一代学者在战乱年代艰苦的条件下潜心研究的前尘往事。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后迁往台湾，环境比现在不知道要差多少倍。反观李霖灿、董作宾等人的研究成果，着实令人钦佩。
老一代学者，不仅治学严谨、毅力惊人，也很乐观，懂得苦中作乐。他们的生活交往过程中充满雅趣。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朵云封事”取自于台北故宫庆祝六十印制的一份雅致的品。那是一个装着信纸和信封的小盒子，取名“朵云封事”。“朵云”来自唐代韦陟像云朵一样的署名，后来成为信纸的雅称。“封事”原来是指密封的奏折，后来借指信封。
从网络上搜索“么些”，很自然地会关联到李霖灿、董作宾等人。“么些”风俗和甲骨文字的研究，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成果。“么些”是纳西族的先民，主要在云南丽江泸沽湖附近居住，书里写他们又称么梭、纳人。这样看的话，么些可能就是摩梭人吧，不敢肯定，先留下疑问。
李霖灿和董作宾等人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白水台、阿明洞等几个地方，主要就是研究么些以及东巴文化，记录他们的风俗和文字。纳西族东巴和才跟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结识了泸沽湖出生的少年活佛罗桑益世。
么些文字是象形文字，以前没有文献记载。李霖灿和董作宾行走各处，收集么些文字，把这些象形文字都记录下来，并研究每一个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李霖灿的一项主要研究成果，就是整理出版了《么些文字字典》。
董作宾先生在李庄写给李霖灿先生之甲骨文字那一代的学者都很多才多艺，他们也不例外，能写能画。比如他们之间经常互赠笔墨作品，一幅小画、一份诗文墨宝、一副对联。董作宾给李霖灿或者别人写信，经常会写甲骨文。其实写甲骨文很不容易，尤其用毛笔写就，需要格外的功力，比写普通汉字更辛苦。为了更多的传播和保留甲骨文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避免这份绝学断了薪火根苗，董作宾把自己当成“活的印刷机”，不辞辛苦，研究之余甚至减少睡眠时间，给许多友人写了很多幅甲骨文。
胡适曾经说道，“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朋友或美国的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
董作宾这样做，不但能多传播一些甲骨文的文本，还让收信之人多一分欣赏和学甲骨文的乐趣。试想一下，收到一份甲骨文的书信，会有种穿越了时空的历史温度，拳拳心意，款款情怀，都从容流淌在笔墨之间。
李霖灿先生播迁台湾后，历经周折，几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才安定下来。1957年12月25日，李霖灿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李霖灿写下了自己的新目标，“绘画史若由外人来执笔，是我们的耻辱。……给我三十年时间，我可以载欣载奔地在这条跑道上夺得锦标归。”
从此他就全心投入绘画史的研究工作。三十年后，1987年12月，七十四岁的李霖灿果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台北发行了《美术史稿》。
这一代的学者，生于乱世，却始终保持着执着的艺术追求。他们不计较外界条件，一心钻研艺术文化，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成果。他们的治学成果，值得敬佩！他们的文思雅趣，让人怀念！他们的无私品格，令人景仰！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些只言片语中追忆他们的风范！
2018.10.16雾凇
《朵云封事》读后感(四)：博物院的前世今生，不忘历史，不负未来
文化的魅力在于如润物无声的春雨般悄悄滋润着万物，富有生机与活力，将美与爱的种子播撒于修罗场里的芸芸众生，教化人心，升华灵魂。
李在中先生是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出李在中的儒雅平和，大度和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在《朵云封事》中，作者李在中真实记录了三十二年博物院及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再现了动荡年代中一代知识分子对文物的保护、文史研究和传承的真精神。在这些关于博物馆故宫博物馆的旧人旧事里，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上一辈文博事业中的老先生，如董作宾、李霖灿、李晨岚、傅斯年、黄宝瑜、潘天寿等等。他们有的是活跃在博物馆时期，有的是活跃于博物馆迁台之后的艺术达人，但都是在艰难时事中勉力的坚守理想者。
这些关于父辈们的真挚回忆感人非常，而《朵云封事》中穿插的大量年代久远富有浓郁历史底蕴的画作，照片，建筑景物，文字作品，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也让我们倍受感动与激励。书中资料的选取皆与当时人与事一一呼应，同时也体现出李在中先生为文的精益求精，严谨的著作风格和人生处事态度。无论是书中人，还是书写者，在这场文明的拯救运动中体现出朗朗明月般的大师风范——而这种风范精神也正是当今浮躁、虐气、乖戾、厌世等最好的救命良药。
这些故人，这些旧作，正是不忘过去，不失过往优良传承，不失文人风骨的记忆与缅怀。想想若是当下的社会中人都拥有这样严谨、认真、坦然的风骨，人人都有为国为民为存亡舍生忘死的精神，人与人之间的磨擦、斗争是不是会少了许多？勿忘历史，也只有勿忘历史方能更好的走向未来之路。
生命的价值并非存活时间的长久，而是这生命所蕴含的不屈奋斗精神。美丽缥缈的云彩飘荡在蔚蓝深邃的穹苍，虽然云聚云散，风起瞬变，但那曾经美好的姿态却是云朵最美的回忆和价值和精美。
记得曾有一名为《国宝档案》的纪录片，记录了动荡时里一些国宝级文物重器的揭秘，这档节目着重讲述国宝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也让我们普通人可以身临其境，体会到艰难苦时世中，人与物的沧桑与磨难。《朵云封事》同样是讲述与国宝相关的尘封往事，一更侧重于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的书。朵云，意象飘逸自由，往事如云朵即散即聚。朵云的说法来自唐朝能臣韦陟在信函后写得如云彩的署名，后成为信纸的雅称。而封事，可以直接理解为尘封的往事，那些正在褪色的往事，但其本义是指密封的奏折，后世同样引申为信封之意；两者组合起来《朵云封事》则借着近代历史往来的一封封挚情挚意的信件，透出长长的怀旧之情、深深的爱国情怀和浓浓的希望。
《朵云封事》用三十篇优美的文章，将过往的情怀美好与值得永久珍茂的生命感悟呈现给读者，为自己和众生献上完美的足以留传后世的经典著作。无论是记录人物的今生，还是缅怀古迹的过往繁华，抑或展望未来，大师们的浩然之气都深深的浸透于字里行间。
《朵云封事》不忘历史，不负未来。
《朵云封事》读后感(五)：朵云封事何年事
已刊于《读书报》2018年10月10日期
李霖灿先生的名字，读者这几年已经不再陌生了。他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是著名的美术史研究专家和丽江么些文化专家，还是名扬海外的美术欣赏的普及者。不过，我并不打算在李霖灿先生的名字前面冠以“台湾学者”的名号，是基于他那一代人的学术经历。他出生于河南，30年代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号称“国美”的美术学院的前身，毕业后跑到丽江的雪山下进行么些文化的调查研究。1941年，他响应著名考古及文字学家李济、董作宾两位先生的号召，加入了“博物院”（后称中博）的筹备工作。从此，他跟随这个博物院“筹备组”赴南京、到昆明、抵宜宾，直到再返南京、终达台湾。总之，李霖灿在学术上毕生追随李济、董作宾，工作岗位则始终不离博物馆专业，这些上世纪30-40年代种下的因缘，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
在，2000年以前，他的大名主要为业内人士所熟知，2000年以后，他关于美术史鉴赏的一些著作在陆续出版，到今天，凡是热爱古代绘画的读者，都知道李霖灿的名字了。而最近，李霖灿的儿子李在中则以父亲的博物馆生涯为主线，通过调查走访，搜罗旧帜，撰成《朵云封事》这样一回忆往事的大书。
朵云的典故，见《新唐书》卷二十二《韦陟传》载：“常以五采笺为，使侍妾主之，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说韦陟在信笺上署名，状若五朵云，所以”朵云“是信笺的雅称；而“封事”是密封的奏章。李在中用这两个词命名，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李霖灿本人及师友的一些往事。这些往事，既有他们年轻时留下的日记和彼此往来的书信，也有他们年老后李在中所做的访问、重述，很多故事都是第一次为人所知，弥足珍贵。
如果说，这分内容显示了李霖灿父子的家世交游，体现的是历史沧桑变幻下“家”的一面，那么，《朵云封事》所揭示的另一分内容，则是30年代之后我国分珍贵文物在“中博”同仁保护下，历经颠沛流离而得以保全的故事，是内忧外患下“国”的一面。两相结合，体现的是这些文化文物学者的家国情怀。
对我来说，最令我动容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中博”筹备组保护文物的一段往事了。
这种保护，其一是文物的迁移撤离。很多人都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移的行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震动，故宫文物于是南下避难，分批行动，历经多年，直到1936年才全运抵南京。可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事变又爆发了，文物只好再次迁往西南的大后方。
不过，对于故宫文物之外的其他文物的迁徙，很多人或许知道的不那么清楚了。《朵云封事》里记录了“中博”所辖文物的迁徙历史。1933年，“中博”先后由傅斯年、李济牵头筹备，在1936年终于开土动工，等到事变爆发，博物院还没完工，此时也只能紧急西迁。要知道，“中博”所属的文物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宝，比如毛公鼎、司母戊鼎等。如果不西迁，就很有可能落入敌国之手。
西迁之路，备极艰辛，“中博”的学者们或是走水路，沿着长江上行；或是走火车，当时的紧急拨了专列。每到一处目的地，也不敢把文物堆在市区，只能想尽办法保存在郊外的寺庙、宗祠等隐蔽的地方。这上，不仅要提防丢失、盗窃、损坏，还要担心日本的轰炸。最终，故宫的文物主要保存在宜宾、乐山、峨眉等地，而“中博”的文物辗转昆明等西南地区，最终暂时落脚在宜宾的李庄。
其二，迁徙到后方只是被动的避难，而“中博”的学者们，却在避难期间仍然坚持开办文物展览，坚持进行文化学术研究，从而以一种顽强不息的精神和对文化的维系，给当时的国人以振奋的力量。
如在文物展览方面。从1943年到1945年，博物馆在李庄这个江边小镇举行了7次大规模展览。比如，远古石器展、古代铜器展，传递出了文明的源远流长；汉代车制展、历代建筑图像展，传递出华夏文化的博大灿烂；此外，还举办了苗族服饰展、丽江么些文物展，则传递出抗战军兴、大地各族的团结奋斗。
看展览，往往被认为是和平年代里衣食无忧的人们优哉游哉的“闲事”。但《朵云封事》里记载的这些往事却证明了，在面临生死存亡，华夏文化的传承遭受外侮破坏的时刻，历史文化及文物展览绝不是用来消遣的闲事，而是难得的振奋精神、提高士气的举措。
同时，在抗战烽火中进行学术研究则更能见出文化精英分子勇于维护文化火种的风骨。众所周知，学术研究需要“一静的课桌”，也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但在特殊情况下，在容不下一静课桌的时代，学术研究就不仅是个人的沉思，还能证明一个的知识分子的毅力、风骨和品格。
在李庄，“中博”的研究人员们坚持学术研究，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开展了对四川西藏康定云南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对当地自然标本的采集、对当地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以及对当地出版及教育文化的普及。
显然，这些并不是风花雪月的吟诗作赋，而是关乎地理、历史、自然环境的具有社会学、人类学色彩的现代学术研究。这些成果在当时虽然不能马上发挥作用，但在战乱中得以储存，一到和平年代就成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朵云封事》里记载了李济先生曾说：“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的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的博物馆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p163）这充分表明了文物的保护不是被动消极的，越在艰难困苦的时期，越是要通过文物保护来证明抗争的，证明的不屈不挠，从而维系意识，发扬精神。
其三，文物的保护终究还是要靠的强大。《朵云封事》里，还记载了一些抗战胜利后向日本追索文物，但结果并不如人意的遗憾故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第二年，当时的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开始追索被日本在侵略期间掠夺的文物，有关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仅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间，被日本掠夺、损毁的各类文物共计3607074件，损毁古迹741处（数据来源：网易新闻中心）。这还只是有据可查的，那些查无可查的流失文物更多。
我们都知道，日本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渗透到，以各种手段攫取的文物、藏书。把文物追索的上限放在九一八事变，实在是说不通的。而《朵云封事》揭露了原因，不是因为日本，而是因为西方盟国顾忌到欧美也持续掠夺文物，所以不愿意让追究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流失文物，以免日后可以根据同样的道理，向西方追索文物。当年虽号称战胜国、国之一，但仍然是弱国，在文物的追索上终究留下了诸多遗憾。
再加上很快内战风云再起，而负责追索的人手又有限，最终从日本追索的文物一是数量有限，二是力度不足，三是已追索的文物大都运到了台湾。因此，对这件往事，很多读者也是知之甚少了。
既然说到了运到台湾的文物，《朵云封事》里也有不少文章谈及在台文物的命运。2009年，两岸故宫首次合作举办“雍正文物大展”，这是十年前两岸的文化盛事。但是，近年来这样的盛事却没有出现。李在中在《朵云封事》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值得深思：“台北故宫已经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去化以及提高本土意识成了新主事者的指导思维，刻意降低文化的分量，自我矮化，走向了自我封闭而不自知的格。”（p368）这一清醒的认识，显示文物终将维系着的血统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