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年代的灯塔
正义这个东西，其实如同白昼里的星光，明明存在，却难以遇见。你看得到它的时候，它就已在千百万个夜里悄然运转；你觉得它消逝了，它倒反而化作了寥廓天空中无可否认的证据。在那些蒙昧的年岁里，它尤其如此。
第一个遇见正义的是阿施。那时候他还在矿上当工人，日日在漆黑的煤窑中摸索，说是摸索也未必恰当，因为所谓摸索总还有方向可言；那些年月的煤矿里，连方向都是奢侈品。他不过是机械地运动手臂，劳作，以满足上头的规定额度。寿命在劳动中消退，他却浑然不知。
那年冬，矿上坍塌了。三十几人埋在里面，哭声呼啸着透过煤层的缝隙传到地面上来。领导们开了三天的会，最后得出结论：救援成本过高，不如重新招工。批示是上午传达下来的，工人们默默咽下早饭，下午就已经有人来应聘了。
阿施在第五天的夜里偷偷潜回了矿上。他带着一小撮人，拿着不堪一用的工具开始挖掘。没有计划，没有支援，只有一种古怪的冲动支撑着他们。第九天早上，活着的十一人被拉了出来。阿施却因为"破坏生产秩序"被判了三年。审判那天，法官问他为何如此。
"我看见他们了。"阿施说。
法官不解："看见什么？"
"光。"
老谢是在垃圾堆旁遇见正义的。他是城里的清洁工，每日与废弃物打交道，渐渐自己也活得像件被丢弃的物品。别人扔掉的电视机、电冰箱，他修修便又能用上几年；别人倒掉的饭菜，他煮煮便又成了一餐。他的尊严在他人眼里，也是可以随手抛掷的物件。
直到那个大学生出现。那人二十出头，戴副眼镜，瘦得像根竹竿。他每周都会来垃圾场拍照片，记录被弃置的过期药品，变质食品，还有那些分明还能使用却被刻意损坏的电器。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在整理证据。
风波闹大后，老谢被叫去问话。调查组想知道学生拍摄时他是否在场。老谢将满是老茧的手搓了又搓，最后抬起头："全是真的。我每晚回家，都得跨过被扔掉的胰岛素和抗生素，像跨过一条河。"
学生后来失踪了。老谢仍在扫街，只是偶尔会在垃圾堆旁停驻片刻，望望天空。
林医生与正义的遭遇最为离奇。她在乡镇医院工作十五年，见过无数荒唐事：手术室里飞舞的苍蝇，过期三年的缝合线，给产妇用的消毒水早已挥发殆尽。最荒诞的是，人人都视而不见。
流感爆发那年，医院决定将儿科病房改为干疗养区。当天夜里，三十个高烧的孩子被塞进了医院的地下室。林医生蹲在地下室里，用听诊器探测一个又一个细弱的胸腔，忽然大笑起来。同事闻声赶来，看见她笑得泪流满面。
"怎么了？"同事问。
"我在想，"林医生擦着眼泪说，"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连愤怒都觉得奢侈了？"
第二天，镇上所有人都知道了"疯医生"的事迹。她抱着患儿站在医院楼顶，宛如一尊复仇女神像。在无人注视的角落，她成了一则不便流传的传说。
正义在这个国度里总是活得如此古怪。它不栖身于法槌的敲击声中，不在长篇累牍的报告里，更不在金碧辉煌的会堂内。它像一粒不服从季节的种子，随机地落在某个阿施的眼睛里，落在某位老谢的扫把上，落在林医生的听诊器上。它静默地生长，常常还未盛开就已凋零，却总能留下某种苦涩的气息，长久萦绕。
这世上没有永不熄灭的光，但只要有人记得光的存在，黑暗就永远不是唯一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