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时，院子里的石榴树在晚风里轻轻摇曳，牵挂早已浸透檐下的红灯笼，晕染出一圈暖黄光晕。堂屋八仙桌上，青花瓷盘衬着母亲焖了三小时的梅干菜扣肉，蒸汽蜿蜒攀上玻璃窗，模糊了窗外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
长途跋涉归来的行李箱静立墙角，拉链缝隙里还夹着异乡地铁票的残角。父亲沉默地往我碗里堆砌粉藕排骨，如同二十年前将糖炒栗子揣进我鼓囊的校服口袋。他佝偻的脊椎在灰蓝汗衫下弯成问号，却始终没有问出那句“今年能留多久”。
七岁的小侄女突然从雕花木椅滑下，踮脚将油亮的鸡腿放进太奶奶陶碗。银发老人混浊的瞳孔泛起涟漪，枯枝般的手指将鸡腿推回：“曾孙长身体哩。”三代人的推让在餐桌上空织成无形的网，相聚时刻的温度透过搪瓷碗沿，渗进每寸皮肤纹路。
墙角的樟木箱忽然发出轻响。母亲掀开箱盖，翻出裹着蓝印花布的相册。1988年的全家福里，祖父军装上的勋章在黑白胶片里凝固成光斑。我们指腹摩挲照片边缘剥落的银盐颗粒，惊觉那些缺席的身影，正以某种形式参与着此刻的团圆。
厨房传来碗碟撞击的清响，姑姑们正将推让的剩菜装进保鲜盒。这些贴着姓名标签的保鲜盒将在深夜潜入返程的后备箱，成为离散后亲情的物质载体。我望着窗棂上摇晃的结，突然懂得千年来人对团圆的执念——那抹红穗子串起的不仅是当下欢愉，更是无数个独自咽下冷冻速食的夜晚，冰箱里静静等待的家乡味。
离别的晨光中，父亲将晒透的新棉被塞进行李箱夹层。被角针脚细密的牡丹花，裹着故园经年的阳光味道。牵挂的酒不会因距离稀释，反而在岁月窖藏中愈发醇厚。当高铁缓缓启动时，站台上挥舞的手臂渐渐虚化成水墨画里的写意线条，而那幅名为相聚的工笔画，早已在心底装裱成永恒的卷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