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22日，傅作义随同上海和平代表团前往驻地西柏坡，拜见，时间虽短短几天，但他对、等人的胸怀坦荡、肝胆相照十分敬佩。
傅作义心里之所以七上八下，主要是因为在协议书签订时，虽然双方都举了手，但在执行过程中，仍夹杂了许多个人感情，协议中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
比如，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的傅作义高级干，原定一律释放，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有一次原国民华北“剿总”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战士们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知道后，才亲自把邓宝珊接回城来;北平西城区登记军统、中统特务，竟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凡此种种，都使傅作义心里感到很不痛快，不免对也产生了一些疑虑，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和、朱德、等见上一面，以求冰释前嫌。
恰在此时，上海和平代表团前赴西柏坡拜见，傅作义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向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立即请示了。
1949年2月20日，代表致电：“欢迎傅作义、邓宝珊等一道来此一谈。”21日，通知了傅作义的下：“已同意与傅先生会见，并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即请傅先生和邓宝珊偕一名随员同乘这架飞机往。”
于是，傅作义为到西柏坡做了精心的准备。据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回忆说：“傅作义2月21日晚上到我办公室说：‘王经理，给我拿些，就来一包袱吧。’说着将他带来的一块方正洋布包袱铺在桌面上。我问：‘你买这么多干吗？’傅作义说：‘我要去见毛呀，我想给他拿些哈德门作礼物。’他付款后高兴而去。”
1949年2月22日上午，傅作义一行——包括上海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共计9人，在北平机场登上了飞往石家庄的飞机。
晚上7点多钟，他们一行人终于抵达了西柏坡。他们一到，就受到了等人的热烈欢迎。晚饭后，和朱德便来到了他们的住地——后海招待所，看望大家。
在接见傅作义时，傅作义看似有些恐慌害怕，说话都很不自然，他一见就立正说：“我有罪。”说：“你办了一件好事，是不会忘记你的。”的话音一落，傅作义的精神面貌就有了转变，不再那么紧张害怕了。当天晚上，还在大礼堂安排了文艺节目。
2月23日上午，又与傅作义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傅先生以利益为重，使北平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战争的灾难。对此，是会感谢你的……”
稍停，又说：“原来要在解放区民主派和无派人士会议，临时，现在北平解放了，这个会议可以搬到北平去开了。你可以参加这个会议，你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是有代表性的。”的一番话，使傅作义深受教育。
谈话结束后，又陪同傅作义等人一起吃了午饭，在饭桌上，他又说：“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谈，找其他领导谈都可以。”
傅作义静静地听着，连连点头说：“请周副放心，我一定在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的后半生，就是要在的领导下，努力奋斗，为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天下午，也再次接见了傅作义，同时在座的还有上海和平代表团的几名代表。和代表团成员互致问候，赞扬他们为办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坐下后，傅作义说：“请问，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先是一愣，接着笑着说：“你在北平不是住得好好的吗？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我们的。”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回北平以后，一定向下傳达毛和其他首长的指示和关心，做好队的和平整编工作。”
2月24日，傅作义和上海和平代表团离开了西柏坡。
4月1日，傅作义向全世界发表了《和平通电》。《通电》表达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决心在领导下，实现新民主主义，新，因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4月2日，、军委看到《通电》后，立即亲笔复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圆满完成。
（摘自《老年日报》）
